| 老百姓的生存空间频频受到挤压，生活品质每况愈下，富豪与政客们却贪腐频传，财富急速增长，全球各地的中产阶级群起抗议，要求改善社会、阶级之间种种的不平等。 金融时报报道，今年以来，台北游行、静坐、抗议贪腐蔓延、要求总统陈水扁下台的台湾人，并不寂寞。在加拿大，执政十三年的自由党因为爆发收受回扣丑闻，在今年初黯然失去政权。 在日本《朝日新闻》的民调发现，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央行总裁福井俊彦不当投资基金、赚取高额报酬，应该下台。 在泰国，一个月内发生三次超过十万人、连佛教人士都参与的大游行，逼退了前总理塔克辛，因为他的家人涉嫌不当买卖股票获得巨利。 在法国，学生罢课、抗议走上街头，最后酿成暴动，因为经济、就业政策让他们觉得未来没有希望。 在智利，中小学生在大学生、教师、父母的支持下，走出教室、上街抗议教育资源独厚权贵子弟，剥夺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 他们在抗议些什么？ 即使是在共产当道的古巴，已经八十岁的独裁领导人卡斯特罗都站出来斥责贪污腐败，发动近三万名学生游行，换掉超过三分之一的地方领导人。「我们会毁了自己，」卡斯特罗警告。 更不用说在中国，光是去年就有八万七千次的抗议，主要发生在农、工阶级，抗议政策不公。 「人们不愿再花几十年等待生活变好，」美国《新闻周刊》分析，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都在抗议。 他们在抗议些什么？ 大家不满政府政策与官员亲信贪污腐败。 在日本，民众不满在失落的十几年间薪资停滞、银行存款也几乎没有利息，但是暴发内线交易的村上基金却为福井俊彦带来超过一○○％的投资报酬率。 在泰国，尽管前总理塔克辛致力改善穷人生活、在暴动时折纸鹤祈求和平、在禽流感时带头吃鸡肉、在海啸后迅速重建，他的儿女却透过买卖股票与避税，家族财富一夕暴增超过十亿美元。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塔克辛执政后，家族集团资产已经翻了三倍，民众难以接受。 在加拿大，政府拨款二．五亿加元进行一项政府宣传工作，但是这些款项却被拨给支持当时执政的自由党的广告公关公司，而且这些公司还把其中大笔资金以各种名义回拨给自由党的支持者，造成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丑闻。 全球的中产阶级也不满，他们的日子愈来愈难过，社会愈来愈不公平。 《金融时报》一篇评论分析，在美国，尽管十年来人们的每小时工作产出增加了三成，从一九六六∼二○○一年，上班族收入中位数（最中间那个人）却只成长了一一％，但前○．○一的人增加了六一七％。在一九七○年代，执行长们的薪水是一般人平均收入的十倍，现在已经变成三百倍。 目前，美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在近二十年恶化下，已经跟一个世纪前一样。「再这样下去，就会像贫富差距惊人的巴西一样，」《经济学人》指出。 财富分配影响了资源分配，即使是在许多人怀着美梦前来，认为只要努力就有机会的美国，阶级流动也愈来愈不易。 《经济学人》引述一项调查指出，在顶尖的美国大学里，只有三％的学生来自社会最底层四分之一的家庭，因为富有的家庭大有资源可为他们的孩子请家教补习。 将来想当科学家、还是企业执行长？「先挑你的父母吧！」《经济学人》的一幅照片图说一针见血地点出社会矛盾。 在日本，即使经济明显好转，还是有许多人的生活不见曙光。在二○○五年，有三分之一的上班族是没有福利与契约的兼职、非正式员工，远高于一九九○年时的二成。 他们的收入分配也愈来愈不均。而且，以衡量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比较，在先进国家中，日本的分配不均仅次于美国、意大利与英国。「我们不能让日本变成一个有人流汗工作、却因为改革而被利用、剥削的社会，」一名日本检察官员公开指出。 信息发逹刺激比较心态 其它亚洲政府也面临严峻挑战。尽管经济蓬勃发展，亚洲有五亿人口失业、生活无着，在十年内，还有二亿五千万人要被迫届龄退休。 而且，世界银行的报告发现，从一九九○∼二○○二年间，八个东亚国家的收入不均程度恶化了四五％ 印度孟加拉国的银行家余纽士告诉《新闻周刊》，当电话与电视不普及时，大家会觉得自己过得还好，不知道有人过得多么奢靡、外面的世界多么发达，但现在大家都看得到电视，懂得比较、心生不满。 这些差距从何而来？ 近十年的经济荣景，让财富更加集中。《经济学人》指出，一九九○年代后半期股市狂飙，二○○○年泡沫后又接着一波房地产狂潮。在泡沫经济中，受害的多是最后才投入股市的一般民众，有钱人的资产就顺着股市、房市一路扶摇直上。 在历史上，当政治经济发展到鼎盛时，常有战争、疾病等天灾人祸摧残一切，大家在重建中都有机会重新再起。但是自二次世界大战后，世上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医疗突飞猛进也控制了许多疾病蔓延。所以，一九五○、六○年代，大家都分享了重建带来的机会与财富，但从一九八○年代起，贫富差距就开始扩大。 偏偏这段时间内，政府的政策又多半有利富人。 《经济学人》便批评，政府的政策多半着重成长，笃信肯尼迪「潮涨了，所有的船自然会向上浮」的哲学，而非分配平均。 而且，政策也常受企业、富人捐款、游说，而不利缩小贫富。像法令让企业愈来愈容易解雇员工，减少福利，或是雇用非全职员工代替正式职员，带来普罗大众的生活压力。 还有政府力减富人税。像是布什就降低所得税最高级距的税率，也有许多国家如美国、香港，降低或取消遗产税。 这种效应，还扩散到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教育政策。例如，全球的教育费用急涨，许多中下阶层难以支应。 在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统计，从一九九八∼二○○三学年度，因为经济因素而休学的大专院校学生就从二六六四人增加到七一二九人。 在智利，有些地方政府连每个月每名学童约六十美元的经费都付不出来，富人读的私立学校却不断更新设备与学习机会。 在美国，名校更保留入学机会给校友的亲戚或巨额捐款的金主。 另一方面，多数靠薪水维生的中产阶级生活条件却每况愈下。 亚洲开发银行出版的新书《亚洲劳动力市场》指出，从一九九六∼二○○三年，十八个亚洲开发中国家只有三个国家的失业率没有下降，近三成、五亿人口的劳动力就业不充分或失业，另外还有五亿人每日收入不超过二美元。 中产阶级生存大不易 放眼全球，有工作的上班族则多半因为「责任制」工作而生活品质低落。美国生活教母马莎史都华的多媒体公司最近便告诉员工，如果他们在未来几个月不愿在晚间与周末加班，而且没有加班费，那就准备走人。 另外，中产阶级还要面对工作无着的生活压力。《外交事务》双月刊的调查指出，九成的上班族担心工作被外包。 「凡此种种不平等，都是道德破产的征兆，」《经济学人》下了重话。 这当然需要政府矫正 《金融时报》就提醒，许多政府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求平衡，尤其是亚洲国家，更应该多点社会主义。 《经济学人》引述一些学术研究发现，在资本主义昌盛的美国，个人的发展有一半受上一代的社经地位影响，但是在社会主义较重的北欧与加拿大，上一代的影响只有二成。 这些经验显示，国家政策应该增加社会保障。例如，提高农村医疗、建立养老金系统、鼓吹给员工较好的生活与劳动条件。 在中欧，斯洛伐克在从共产主义中走出来时，就是特别建立退休金制度、医疗保险与劳工保障，而比其它邻国走得稳健，被誉为「中欧之星」。 一样重要的是教育政策 《华盛顿邮报》报导，富人的成就靠基因，但是对没有经济优势的人，教育等后天环境的刺激与学习机会更是关键，影响力是环境对富人影响的四倍。 二次战后，美国便因为给予退伍军人大量奖学金，鼓励他们重返校园深造，而提升人力资源，展开半个世纪的繁荣。 别让不平等伺机坐大 最重要的，政府政策在承平时期要更积极，如果只是守成，就会让不平等伺机坐大，伦敦政经学院教授韦德指出。 所以，有不少国家对富人的昂贵消费课征奢侈税，用以移转到穷人身上。因为政府效能有限，许多非营利机构也加入协助，抑制不平等继续扩大。 在美国芝加哥，就有慈善组织在郊区协助中下阶层，只要他们按时缴纳房租、水电费用，或是孩子乖乖做完功课、学业进步，按时看医生与吃药以维持健康，都可以获得红利点数，累积到一定程度就能兑换脚踏车、ＤＶＤ播放机等奖品。 这个计划帮助了一百多个家庭。杭特的八岁儿子就因此乖乖做功课和到学校当义工（有助未来申请学校）。「以前老是很难要他做功课，可是他现在自动自发，因为想要得到一台电子游戏机，」杭特的眼睛，看到了孩子未来的希望。 Wang Du |
